根据网上信息来看，该举报信中主要提出了该名高管的三个问题：高达百万美元级别的贪腐问题，解雇持不同意见的人和职场霸凌。同时，在贪腐问题上，举报者直接表示，该市场部高管存在伙同其他下属，在与广告公司和KOL的合作商都存在吃回扣的嫌疑。

随后，该举报信的原贴和内容迅速在小红书平台下架，但根据包括界面在内的多家国内媒体第一次报道该事件时的求证内容来看，证明该名被举报的高管确实为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市场部高级副总裁，同时，内部以极快的速度启动了相应的调查。同时，根据不少信源反馈，大量的转发举报信的相关内容遭到了举报和投诉。

随后，到了本月16日，以英国《金融时报》为引用信源的多家外媒几乎同时跟进此事，其中不乏彭博社、巴伦周刊、路透社、法新社等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媒体。根据相关报道来看，阿迪达斯证实它曾在6月7日收到过一封相关举报信，提醒其“中国分公司可能存在合规问题”。同时，阿迪达斯也表示正在深入调查此事。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一个“艰难”的抉择

事实上，广告公司、大品牌方，乃至于丙方的贪腐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21年， 《转型Media人》就曾经根据相关的裁判文书案例网站，公开网上资料、以及相关媒体报道中汇总了88名，因为受贿被抓捕的企业市场、品牌、公关人员案件信息。而这些案例几乎涉及大量的知名企业，基本上是属于只要说出名字，大多数消费者都多少听过，甚至买过该公司产品。

但这次案件还是与以往有一些不同之处，在假设举报为事实的前提条件下，这次的风波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广的传播度，大概率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一、这将是一次相当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参与贪腐；

二、这将会是阿迪达斯第二次高管直接参与的贪腐案件；

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现如今正是阿迪达斯在中国的关键时刻，如果确定贪腐者确实如举报信所说，可能还会进一步牵扯到带来这些正向改变的阿迪达斯中国区的一号位。

先说第一点，就像上文提到的媒体所统计的88人贪腐案中，职位是总监和总监以上级别的仅占三分之一，如果将职务定位到SVP（高级副总裁）级别以上，涉案人员大概率会更少。而这次举报信不但涉及到了世界级品牌阿迪达斯，可能参与的中国区高管也是VP级别。

再看第二点，就像我们说的，这已经不是阿迪达斯中国区第一次发生腐败事件，上一任市场营销副总裁Christine Pan、采购主管Simon Wang都是因为腐败问题被公司解雇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事件坐实，阿迪达斯的前一任营销总裁刚因为贪腐被革职，他的继任者就在继续贪污。

另一方面，根据公开资料来看，从2020年阿迪达斯前任中国业务负责人，甚至被外界认为很大程度上支撑了阿迪达斯中国区业务的高嘉礼（Colin Currie）突然离职开始，阿迪达斯中国区的高层就进入了持续不断的动荡期。直到2022年，比约恩·古尔登（Bjørn Gulden）将接任阿迪达斯CEO。并且阿迪达斯在同年内，选择回聘曾作为高嘉礼的得力助手，香港地区董事总经理和大中华区商务高级副总裁，将其任命为中国区董事总经理，中国区的风波才堪堪告一段落。

到了2023年，阿迪达斯在中国区的表现确实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好转，先是在中国启动了柔性供应链升级计划（ReAct计划），开始了传说中的用数据推动决策，或者说以“以销定产”的新模式。并随之开始与各类体育赛事合作，一度推高了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的销量，再加上耐克还处在清库存的过程中，使得阿迪达斯颇有几分此消彼长的意味。

更何况对于阿迪达斯而言，如果说中国区是从2021年“新疆棉”事件开始陷入麻烦的话，总公司早在2017年就已经陷入业绩下滑的困境之中，甚至在今年刚刚遭遇自1992年以来首次亏损，Yeezy的合作又难以为继，北美市场甚至将会面临进一步的下滑的情况下。去年四季度大中华市场营收大涨近37%，而且是四季度唯一实现大幅正增长的细分市场，并且根据财报来看阿迪达斯一度预计今年大中华区全年将以两位数速度增长。

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位阿迪达斯的SVP真的牵扯其中，那么作为阿迪达斯中国区一号位的董事总经理恐怕也会被卷入其中，甚至有网络传言直接将该名SVP归为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的“嫡系”。虽然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明其与该贪腐事件，或与阿迪达斯的正向增长有强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该董事总经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足够的“稳定”。

显然，阿迪达斯正在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